第三阶段强调以法治推动国家、政府、社会一体化建设，可简称为一体化建设阶段。

与职权撤销、不服申诉撤销一样，撤销诉讼被定位于一种撤销程序。行诉法对于处分事前诉讼新设的第37-2条和第37-4条也是关于诉的利益的一般条款，并不含有通过作用和行为层面的首次判断权观念特别限定诉的要件的宗旨。

不过，小早川论文使用了兼子仁前揭《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的图式，以行政行为效果的通用力作为公定力，将超出这种公定力、排斥与行政行为要件的认定判断相反的主张和判断称作遮断效果，但这两者的对比未必是明快的。[110] 阿部泰隆・前掲行政救済の実効性309頁、同・前掲行政訴訟改革論303頁。对行政指导自身的诉讼是令人费解的，但可以将其作为禁止要求作出某行为或不作为的行政指导、以不服从为由作出不利处理的诉讼来构成。[50] 以下与山本隆司・前掲法関係484頁以下的叙述重复。如此，更正处分以A元以上的税款为规律内容，X对此提起撤销诉讼进行争议，就没有必要将每一个新的更正处分合并到撤销诉讼中或者变更撤销诉讼（前揭最高法院判决的田中二郎反对意见）。

宮崎良夫『行政争訟と行政法学』(弘文堂、1991年)197頁以下。过去的首次判断权理论是以行为为基准，抑制法院在行政行为之前作出判断。关键词:  字面违宪 适用违宪 合宪性解释 立法事实   一、法律的违宪问题 在我国宪法体系之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存在违反宪法的可能？宪法学界对这个问题早有讨论，本文可谓旧话重提。

按照《婚姻法》10条的规定，重婚无效。四、立法事实的多寡：字面违宪和适用违宪的区分 （一）区分的实例：《土地管理法》45条与《婚姻法》7条 字面违宪与适用违宪是违宪的两种基本类型，然而这两种类型的区分标准何在？域外学者之间对此众说纷纭，例如有的学者根本否认适用违宪的存在，而认为一切违宪都是字面违宪。[10]参见吴天昊：从事先审查到事后审查：法国违宪审查的改革与实践，《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第26页。[19]我国学者在这个层面上对违宪问题的讨论，例如按照《刑法》12条第2款的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对于法律的适用违宪，由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是较为适宜的补救方法，但它却不适于法律的字面违宪，这也是法院操作合宪性解释的一个理论界限。那么，在立法事实的层面如何区分字面违宪与适用违宪？这个问题如果换个角度似乎更方便讨论些：在何种情形下判定有关立法构成适用违宪为宜，或者判定为字面违宪为当？这里先以1986年《土地管理法》45条的例子，来分析它为何不构成适用违宪，而构成字面违宪。

[6]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有的尽管没有明示，但也承认宪法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22]强调法官造法应尊重法秩序的一般原则，尤其是宪法规定。出于对法安定性的考虑以及对立法机关的尊重，各国都发展出了一些避免宣告立法无效的机制。更好的办法还是讨论一些具体的实例，并基于对个案的分析而展开讨论。

例如在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下，如果某个法院对字面违宪进行的合宪性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选中而成为指导性案例，那么它将对于所有法院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这似乎能够克服补救力度不足的问题。[4]虽然其没有论及基本法律是否也属于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它说明实务界也认识到，至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这也表明对法律违宪的讨论不应当受限于《立法法》的既有框架。[6]《人民法院案例选》的编辑在评论此案时就指出了这一点。[50]See Frederick Schauer, Ashwander Revisited,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1995, Issue 1 (1995), p.72. [51]参见[德]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正当的解释规则抑或对立法者的不当监护，田伟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2页。

例如1990年《著作权法》32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其一，从法律漏洞理论上说，法律漏洞的填补已经属于造法行为，既属造法，又岂能脱出宪法的拘束之外？因此，法学方法论的论著有的已明示宪法之于漏洞填补的功能。

[17]参见杜强强：善意重婚、共同生活与重婚无效规则的再塑，《法律适用》2016年第3期，第48页。（一）住宅还是建筑物：《土地管理法》45条的合宪性 1986年《土地管理法》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49]在美国，按照美国最高法院在1926年总结的司法原则，当对国会立法的效力存在疑问，甚至还存在合宪性上的严重疑虑时，法院将首先考虑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法律解释而回避作出宪法判断。当然，字面违宪与适用违宪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区分问题，它还关乎合宪性审查体制的有效运作。例如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违宪立法既可以宣告无效，也可以选择其他处理方式，例如宣告立法与宪法不一致、作出警告决定以及进行合宪性解释，学理上甚至都有人认为宪法法院对违宪立法享有确定法律后果的自由。当然这里也要对合宪性控制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53]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法学家》2020年第5期，第69—83页。1974年宋某又与沈某结婚，两人后于2004年到民政部门补办了结婚证。

换言之，《著作权法》32条没有区分适于转载和不适于转载的作品，致使其在具体适用于这些不适于转载的作品时不能获得合宪的结果。[15]对《婚姻法》45条男子离婚禁止期条款的讨论，[16]等等，它们均不涉及某一法条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因此都属于对字面违宪的讨论。

此项立法进而被宣告违宪，这是典型的字面违宪。[9]陈鹏：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法学家》2016年第6期。

例如在1992年的一个案件中，它宣称如果在相当多量的案件中（in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cases），某项立法构成对宪法权利的实质限制，则法院会判定其构成字面违宪。这已经扩大了《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适用范围，但1998年修改之后的《土地管理法》第77条（属于对旧法第45条的修改）依然规定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一）汪某诉沈某婚姻无效案：[17]《婚姻法》重婚无效条款的合宪性 宋某与汪某于20世纪50年代结婚，后因感情不和，经亲友调解于1967年私下解除婚姻关系。[5]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立法 者这样做，不仅法条的数量将扩大到无法统计的程度，而且这样冗长笨拙的法条也难以司法适用。[2]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不过，在当事人的婚姻家庭利益非常淡漠的具体情境下，如果依然令其可以免于出庭，且其又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则将有损于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宪法保护。违宪的这种类型区分对我国宪法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易言之，这种违宪不是体现在法条的字面，而是深藏于法条的具体适用当中。1991年3月，番禹县土地管理局依据《土地管理法》45条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原告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原告建造的所有建筑物。

不过，这里如果严守《土地管理法》45条的文义，则篮球场、游泳池等建筑物因不属于住宅和房屋，所以就不应在拆除的范围之内，[6]但这岂能符合国家保护土地的宪法意旨？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宪法》9条明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第 10 条又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3]在这种分析框架之下，法律要么不存在任何违宪疑虑，要么就得人民出场，非此即彼。

[36]这实际上是在指责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当事人不生育的情况，对立法事实存在误判，[37]存在违宪疑虑。即便在美国附带审查模式之下，虽然违宪审查以具体个案作为启动前提，但很多时候法院并不审查个案事实，而只是审查法律是否在字面上有违于宪法。如果把法律的适用称作是涵摄，那么法律的制定就是所谓的逆转的涵摄。[58]参见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7—125页。

道理很简单，占用土地建造住宅或者房屋，或者占用土地修建篮球场、游泳池等建筑物，都构成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后者的破坏程度和范围还可能超过前者。不过，这些意见似乎都对法律违宪持有某种前见，以为单一的机关和齐整的机制能够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违宪。

例如本文虽然将字面违宪与适用违宪当作违宪的两种基本类型，但从合宪性审查主体的角度看，也可以将它们视为合宪性判断的两种基本方法。二、彰显于法条：字面违宪 我国的法律实践是否存在法律违反宪法的情形？如果只因我国法律体制下没有机构可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进而以此为由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对此问题就不可能有深入的讨论。

[56]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28]多数学者虽承认字面违宪与适用违宪的区分，但对区分的标准则争议颇大，没有定论。